Hong Kong Mediation Today

第四屆國際調解研討會的啟示(下)

承接上文,本文繼續以第四屆國際調解研討會談及的議題為基礎,簡單探討一下對本地調解發展的啟示:

人民調解或社區調解

正如不同的調解專家所言,本地的社區調解仍然在起步階段,主要推手為本地一些熱心的調解組織或調解員。有別於一般的調解,社區調解或人民調解是紮根社區的工作,是一個持續教育的工作,並不是一兩個宣傳活動或電視廣告可以推動。簡單地說,過往政府或個別組織只著重形式化的調解推廣,使調解流於表面,也使調解無法持續發展及普及。

中國的人民調解一般被視為社區調解,經過多年的演進,今天部份地區的人民調解員亦開始正規化、系統化。人民調解雖然被評為質素難以保證,但也被廣泛同意有其社會功能,能令人民受惠。隨著人民調解的培訓及交流日漸得到重視,人民調解的質素可望會慢慢提升。中國人民調解的廣泛應用及紮根社區,與本地社區調解形成強烈對比。如何把調解推廣及應用到社區,正是本地調解員的一大難題。

調解實踐與成功案例分享

調解案例的分享或經驗的交流是調解專業不斷成長的重要元素。然而,調解的保密往往使調解員對案例的分享有所顧忌,也是本地只有零星調解分享的原因。據筆者了解,本地只有一個調解組織有自己的調解個案資料庫,供會員分享已處理的真實個案。事實上,不少所謂調解分享的講座或座談會均不是全面的調解案例分享,這使新晉的調解員難以增進自己專業知識,也是調解員無法進步。

筆者曾出席其他地區的調解分享,更有機會在有關機構的安排下參與真實調解個案的觀察,真切的感受到調解員處理個案的困難及考慮。本地要認真而有效地培訓調解員,必須實行這種真實個案的學習才會使調解技巧和知識薪火相傳。

西方和亞洲調解文化差異和調解技巧

東方和西方的文化有著根本的差異,調解文化亦有不同。正如調解專家Howard H.Irving等指出,不加修改而在華人地區使用西方調解模式,是不明智的。然而,本地的調解模式大部份沿用西方模式,使本地市民使用起來有格格不入的感受。西方模式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不同地區必須切合實際需要,適當加入地區元素。筆者實在無法接受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採用西方模式便是與國際接軌的說法,這只是忽視了調解的真正意義。

中國的調解發展正參考西方模式不斷改進。然而,調解發展的倡導者必須謹慎計劃,融入西方調解元素的同時,必須堅持中國可取的調解模式,再結合使用。如此,中國多元化解決爭議機制的發展將有望成為世界第一。

本地的調解發展近年已被其他地區超前,HKMAAL、調解條例、調解週等在推動調解的作用上受到質疑,更莫說實質成效。數年前部份調解員擔心的「香港調解失落的10年」會否成真?自2007年起施政報告所謂的「推動調解廣泛應用」究竟成績又如何?

Eric Ting

第四屆國際調解研討會的啟示(上)

第四屆國際調解研討會於本月20及21日在北京舉行,是次會議由亞洲調解協會輪任主持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承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香港律政司、中國法學會、中華全國律政協會支持舉辦,主題為「國際調解新趨勢 – 共性與差異」,會議設有七個不同的獨立議題,包括:

  1. 法院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改革
  2. 律師調解制度的東西方比較
  3. 在線糾紛解決方式的國際發展趨勢
  4. 人民調解或社區調解在東西方語境下的差異
  5. 調解實踐與成功案例分享
  6. 如何發揮仲裁與調解在解決涉外高事爭議中的各自作用
  7. 西方和亞洲調解文化差異和調解技巧

會議上,近百位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的調解員、法律界人員等聚首一堂,就議題文流經驗。就內容而言,研討會較以往三屆豐富,為參與者帶來極多資訊。事實上,由於中國的調解發展一日千里,在理論及應用層面均持續發展,早已超越本地發展。是次研討會為本地的調解帶來甚麼啟示?

法院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本地的法院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角色有限,除了調解界熟知2010年推出的<實務指引31>和個別審裁處的調解計劃,法院並無實質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工作。相比起中國、新加坡及東南亞等地的法院調解日漸成熟,本地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採取被動角色,只有零星的案例可供援引。

有人認為由於本地法制改革大多依從英國制度而行,而英國的法院調解在數年前由於推動方法有誤而成效不彰,故本地司法界無人願大力推動調解。如果此一說法屬實,實在十分可惜。

在線糾紛解決方式的國際發展趨勢

去年筆者向本地法律人士講述內地法院在線調解時,大部份的反應均認為並不可行。有人笑稱網上聊天還可以,網上解決糾紛根本無法落實。有專業人士更認真地指出,在線調解會破壞調解的保密性,又會削弱調解員的作用和權力。無論如何,在線調解在本地業界還是新鮮事物,政府沒有探討,本地主要調解組織亦無提出,莫說落實,連探討的日子也遙遙無期。

事實上,隨著線上貿易或網購成為消費的大趨勢,相關的爭議也日漸增多。要調解發展健全,傳統的解決糾紛方式已變得不合時宜,線上糾紛解決方式正是其中一個出路。

篇幅所限,研討會的啟示下文再續。

Eric Ting

 

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第四屆國際論壇於本月11日在本港舉行,題為「爭端解決機制兼<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書發佈會」。論壇由「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主辦,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大法官賀榮、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律政司司長及業界代表均有出席。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讓6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機遇,同時因為交易及接觸頻繁而產生的糾紛將會增加。如果將所有糾紛訴諸法庭,不同地域的司法管轄及制度將使問題複雜化,加上文化差異,將令衝突加劇。非傳統而有效的解決爭議方法將可應用於不同的糾紛處理上,進一步提高一帶一路的發展成效。

論壇上,研究院建議為「一帶一路」投資糾紛提供三階段和一站式快捷爭端解決服務。首階段為協商階段,由糾紛國代表進行為期約20天的自行協商,協商不成便進入第二階段調解安排。此調解由雙方認可的專業調解員進行,為期約15天,並具法律約束力。雙方一旦達成調解方案,該方案將具法律效力。若調解失敗雙方便會進入第三階段速裁安排,在一個雙方同意的限期內進行仲裁。如果有關的糾紛涉及國家層面事宜,該服務會提供一個上訴機制供爭議雙方申請。

上述機制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採用具法律約束力的調解。只要配合相關解決爭議的合約條款,即可構成完整並具法律約束力的解決爭議機制。此外,無論是協商、調解或仲裁,均要在一定的時限內進行,此舉可避免目前很多國家調解或仲裁時間頗長的弊病,也切合爭分奪秒營商模式的需要。

此爭端解決的機制仍有不少細節上的困難需要探討。負責執行機制的人員或機構是否應由各國派出專家進行,又或成立獨立國際機構擔任角色?各地區的調解或仲裁人員有是否有足夠能力處理糾紛?如何把調解協議的約束力在不同地區實施並執行?

本港目前的調解發展並未普及,有系統性的跨境商務調解更只處於萌芽階段,參與其中的朋友也明白本地的調解訓練及模式均無法於跨境調解充分應用。本地調解員如何在一帶一路的機遇下發展專業,將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Eric Ting

 

社區調解的民間力量

八月中參與了香港社區調解中心的專業人士交流晚會,晚會邀請了本港不同政商及專業界別人士參與,既探討了「一帶一路」政策為本港調解專業帶來的機遇,也讓參與者有機會審視及討論本港的社區調解發展步伐。

本港的社區調解經歷了近十多年的發展,各範疇中以家事調解及建築物管理調解在土地審裁處的牽頭下較為成熟。2000年5月的家事調解試驗計劃及2008年1月建築物管理糾紛試驗計劃的開展,今天相關的調解安排已成為常設程序。除此以外,其他的社區調解範疇則有待進一步發展。

與世界各地的調解發展相似,本港調解的急速冒起源於司法制度的改革。隨著2000年2月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小組的成立及2006年正式推行司法制度改革,調解被建議作廣泛應用。然而,司法機構雖然鼓勵民事案件在訴訟前採用調解,但本身並不提供調解安排。這和不少地區以法院為首的調解程序有所不同,本地司法機構在調解發展上採取被動式參與。

政府方面,律政司自2007年施政報告提倡研究廣泛採用調解後,始有調解推廣的工作。「調解為先」承諾活動、2013年生效的調解條例、自2014年起舉辦調解週活動等等,均是律政署近年的推動工作。律政司領導的調解督導委員會,主要為調解出謀獻策擔當督導角色,近年則力推「道歉條例」出台。

儘管如此,業界普遍認為政府在推動調解方面力度有限,尤其與民生相關的社區調解,有別於世界各地的社區調解發展:由政府開辦的社區調解中心在調解發展十多年後仍然欠奉、政府亦未有計劃資助社區或專業團體提供社區調解服務、有關社區調解應用的全面評估更從未開展…… 目前,調解督導委員會亦未有就社區調解的實踐作任何具體建議。

事實上,由於公眾並不了解調解在社區的功用,以致社區調解發展被受忽視。對廣大市民有切身利益的解決糾紛模式無法讓市民全面接觸,導致社會資源不斷被浪費。即使較具規範的調解組織,他們往往把較多資源投放於商業調解、跨境調解、建築調解或調解培訓等等,他們自身也缺乏熟悉社區調解的調解員。

本地社區調解的發展雖然令人憂慮,但可幸業界仍有不少有志之士竭力推動社區調解。近年,不少民間團體或組織成立並專注推動社區調解。有別於其他現存組織,他們沒有歷史包袱的考慮,沒有固有調解思維的限制,也沒有保護既得利益者的任務;他們雖然依靠調解員義務參與,卻能有效凝聚新的調解力量,進入社區,開展調解,累積經驗。

所以,要使本港社區調解得以發展,目前仍要依靠民間力量推動。作為調解員,我們在調解工作以外,也要多關注及支持社區調解發展。事實上,促進調解全面及健康發展,也是我們調解員的責任之一。

Eric Ting

 

調解員的心理質素 (一)

最近在一個調解分享場合,發現不少準調解員均忽略了調解中自身心理及情緒問題。不少人認為,只要調解員在調解失敗時懂得舒懷,調解成功時不要自滿,便能好好完成調解員的工作。事實是,當一位調解員用心處理一宗案件時,他與案件的關係會變得緊密,生活亦會被案件的變化而牽動。作為調解員,除了要具備極佳的心理質素,也要盡力保持客觀及專業。

早前一口氣處理了三宗調解個案,具體時間及背景不詳述以作保密。個案一其中一方為小型的分判工程商,因為大判不願支付工程尾數,最後要進行訴訟。雖然拖糧欠款的個案屢見不鮮,但當了解到案中大判一心以龐大律師攻勢壓迫對方,而且無論對方提出甚麼方案也不打算接受,實在十分無奈。

更令人失望的,是大判的律師代表竟試圖在調解試探對方底線,並嘗試搜挖資料。這除了是居心不良,對調解毫不尊重,更是對調解的無知 — 現實是所有在調解提及的資料均會作保密,亦不能作為呈堂證供。只要各方小心處理,調解中所謂獲取的底線根本興訴訟無關。該律師既誤導了當事人,也使當事人錯失了一個大事化小的好時機。

無可否認,專業人士亦有不顧道德操守的一群,他們為了自身利益,並沒有把當事人的利益放於首位。調解員的難度在於即使當事人或其聘用的專業人士出現不尊重調解、浪費時間、甚至別有用心的情況,調解員均不能直斥其非;再氣憤亦不能發怒,再失望也不能灰心。調解員在主持大局的同時,要保持專業、中立、公正,最重要以雙方共同利益為依歸。

然而,這不代表調解員是「無牙老虎」。優秀的調解員必須保持耐持,專業地肩負起教育當事人的工作,以中立但精確的言詞令當事人改變想法及行為,使其重新投入調解。必要時,調解員更要客觀而果斷地控制會議,禁止一切不利調解進行的行為,有需要時終止會議。如何當機立斷,則是經驗的累積,是一大學問。

所以,調解員除了要具備調解技巧及經驗,心理質素亦是關鍵。良好的情緒管理使調解員在不同情況下可以作出客觀判斷,不衝動行事;極佳的心理質素可以使調解員理性分析事情,作出最有利調解雙方的決定;最重要,是使調解員的不失中立、公平、公正及專業

下文再分享調解員的心理素質的挑戰。

Eric Ting

第三屆滬港商事調解論壇

第三屆滬港商事調解論壇與三月十七日在上海舉行,論壇邀請了來自上海及本港司法及調解界別人士,對內地及本港的商事調解作出交流及討論。

本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對本港的調解發展作了回顧。政府於2007年起致力推動調解,2010年調解工作小組報告正式出台,為本港調解發展定立方向。在法律配套方面,2012年6月制定的調解條例,2013年1月亦正式生效。在未來發展上,律政司認為「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倡議會為國定帶來更多機遇,跨境商貿的持續上升,對商事調解的需求也會增加。

律政司認為,要應對未來的發展,商事調解要專業化、專門化和協同化。專業化是要加強調解員專業培訓、資格認可及紀律規管等相關制度;專門化是要求調解員就不同的專門範疇有認識、經驗及技能;協同化則有兩個層面,一是要調解與其他解決爭議方式的協同、二是不同地方、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而發揮協同效應。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蔣惠岭則指出,司法改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帶來八大變化,一為不只規則自治,更是公共自治;二是不只訴訟程序,更是一系列訴訟渠道;三是成為一種公共服務產品;四是不只運用公共資源,更善用市場資源;五是不只說教工作,更是一種專業職業範疇;六是不只運用民商事領域,更適用刑事、行政領域;七是並非一國獨享,更可以國際輸出;八是不單實務運作和制度體系,更是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處長、高級法官龍飛表示,中央文件鼓勵商會、行業協會、民辦非企業機構、商事仲裁機構等成立商事調解組織,這是中央文件首次規定商事調解的性質組成,最高法院也會在接續的指導意見中將其落實。從中央到最高法院,其本上都在做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設計及完善工作。

論壇上,專家分享了在上海自貿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實踐數據,於2015年底前,原告方同意調解的案件有878件,與被告方成功和解有266件,涉及爭議的金額兩億九百多萬元。上海自貿區的調解實踐成續理想,藉得本港學習取經。

論壇成功令業界人士審視當前調解發展的形勢。繼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中全會提出「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和「加強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商事調解亦會受到大力推動,內地調解應用的範疇及深度將持續提升,相關的制度、法規的加強亦是意料之事。內地綜合外國經驗,結合地方需要,大力發展專業調解,可望在未來五年成為亞太區調解應用領先之地。

就本港而言,調解專業培訓雖然較內地早起步,但質素監管仍有改善空間,亦未有統一的調解員考評及註冊制度;調解條例只針對調解保密作出闡釋,對調解其他方面仍然留白;業界普遍仍為,調解自2007年提倡自今,坊間對調解認知非常有限。本港調解要專業化、專門化和協同化,必先鞏固本地調解的發展根基,否則只會原地踏步。

Eric Ting

香港調解發展怪象:培訓多於實踐 (下)

前文提及本港調解培訓多於實踐的怪象,主因有二:一是調解課程氾濫,二是調解個案數目偏少。原因一已在前文簡述,下文將探討調解個案數目偏少的情況。

調解個案數目偏少在業內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題目。反對者認為,本港的調解個案數目並不少。自民事司法改革2009年實行對調解應用的重視、司法機構2010年頒布的實務指引31對民事案件採用調解的指示、有關家事、建築、醫療、建築物管理、強拍、社區事務、小額錢債等的調解先導計劃的推出,使調解的個案數目持續增加,情況不斷改善。

據調解研習組(Mediation Study Unit) 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初步分析 (數據為初步收集,待核實詳細分析,部份由該單位/人士自願提供),司法機構、政府部門、調解組織、私人公司、個人執業平均每年處理的「調解」宗數超過4,000宗。

支持個案不足的人士,則認為調解個案雖然有增加趨勢,但調解員的增加遠比個案增加的速度高。此外,有人亦指出調解個案大部份集中在有法律背景的調解員手上,律師們因為工作關係,較容易接觸到爭議個案。非法律背景的朋友,或是「局外人」實難以插手。

無論如何,調解的需求和調解員的供應是相對的。所謂調解個案不足,其實是指調解的需求低於調解員的供應。按供求定律,一個市場如果供過於求,除非提升需求,否則便要減少供應

減少調解員供應,可分為兩方面:一、減少入行人數,二、提高離開行業人數。減少入人數方面,如前文所說,目前業內並未有能力去處理調解員入行問題。即使調評會可以透過提高對認可調解員的要求,但嚴厲的措施會造成不公或窒礙行業發展,更重要是調評會目前並非唯一認可調解員的組織,實難以發力監控。離開行業似乎是現時減少業內人數的唯一有效方法,實為無可奈何。

所以,提高調解需求是改善行業培訓多於實踐的有效方法。提高調解需求,絕不是要增加爭議衝突,乃是要廣泛提高市民對調解的認知及信賴,使他們在遇上糾紛時懂得尋找調解、使用調解。

 

在公開的調解推廣活動中,不少市民表示在電視(如劇集)曾聽過調解,也有市民表示了解調解的概念。然而,他們大多只能說出節省時間金錢或以和為貴等口號,卻對調解的運作、成功的要素、參與者的條件等認知不足。

調解培訓多於實踐的現象的確不利本港調解專業發。如果各方能協調調解培訓,合理管理調解員的認可制度,同時提高調解需求,讓更多有需要人士認識調解,這種調解怪象才可化解。各方實應該正視問題,共同為行業長遠利益出一分力。

By Eric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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